QY球友会官网在通往欧洲航道的货船上，孟臣壶当之无愧地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远离故土的商人带着上船，通过品茗来消解乡愁。欧洲人也在等它，虔诚的收藏家、茶客都在等它。最早的金发碧眼的紫砂粉丝们称孟臣壶为“红色陶器”和“东方陶器”。
1679年初夏的一天，一艘经过长途跋涉的货船，缓缓驶进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从船舱卸下的是来自中国宜兴的茶叶和紫砂壶。在船长进贡给荷兰女王的礼单上，赫然写着中国宜兴紫砂名家惠孟臣的茶壶。随后从皇宫传出消息，女王要求国内的工匠，根据惠孟臣的壶样仿制茶壶，作为宫廷陈设。“喝中国茶，用孟臣壶”，一时成为当地风尚。荷兰是个有喝咖啡习俗的国度，但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宜兴紫砂壶和茶叶泡出的独特香茗，依然迷倒了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咖啡客们。
惠孟臣是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一名壶手。关于他的生平，至今没有人找到详细的记载。但史料公认，惠孟臣是第一个被欧洲茶客接受并且趋之若鹜的中国壶手。
前几年有一位名叫帕特里斯·万福莱的法国人，写了一本叫作《销往欧洲的宜兴茶壶》的书。书中披露了这么一个细节：早在1620年，有一个葡萄牙商人从澳门出发，出运一批个人贸易商品。在一页货物清单的背面，誊写着名目繁多的礼品名称，包括一张虎皮、几件瓷器、名贵木材，并提到“有一把小茶壶，是老乔安·卡瓦霍送给驻马来西亚的葡萄牙检察官巴狄奥·平托先生的”。万福莱写道：“有理由让人信服这是一把宜兴紫砂壶，并且，极有可能是一位名叫惠孟臣的著名壶手的作品。”
但从年代上讲，1620年惠孟臣才刚刚从事壶艺，他的作品是否已经走出宜兴，我们还无法判断。当时宜兴紫砂壶的流通主要靠水路，紧靠蜀山窑场的蠡河直通京杭大运河。老乔安给检察官送礼物，必定是有求于人，不可能是廉价的小玩意。那时流向欧洲的宜兴茶壶已然很贵，瓷器茶壶无法与之比肩。万福莱在书中引用了一位名叫西蒙内斯·保利的医生的说法：
从中国买来的紫砂茶壶，价格可比黄金，都用丝绸包裹，只有好朋友之间才相互赠送。大家都公认其价值并不低于钻石、宝石或当地最昂贵的项链。
这个情节告诉我们如下的信息：紫砂壶流向欧洲的年份，可以提前到1620年左右。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1405年。可以设想，没有海上丝绸之路，紫砂壶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到遥远的欧洲大陆。而且，从一开始，紫砂壶在欧洲的价格就很金贵。这跟国内达官贵族的追捧一脉相承。
再就是，惠孟臣的名字动不动就出现在外国人贵重的礼单上，这表明其壶外功夫也非常了得。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他的公关交际能力，他的岭南之行，其实就是开启了走向世界的旅程。
有必要聚焦一下惠孟臣其人其壶。从现存的史料看，惠孟臣是宜兴上袁村人。这个村上的紫砂名手太多，若是论资排辈，惠孟臣等到胡子花白也没戏。他选择了突围。走出宜兴，方知天下之大。当年惠孟臣的名气，主要是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闽南、潮汕一带的茶博士，喝工夫茶必须具备四宝：供春、孟臣冲罐，若深瓯（小而薄的白瓷杯）、玉书碾（烧水陶壶）、潮汕烘炉。而“供春、孟臣冲罐”，就是指紫砂壶，而且被列为四宝之首。古代的资讯不很发达，茶客们一看到茶壶，就会想起令他们最崇拜的两个壶手，一个是供春，一个就是惠孟臣。而惠孟臣简直成了紫砂壶的代名词。以至于凡是进入福建、广东饮工夫茶地区的茶壶，如果不打上“惠孟臣”的名字，根本就卖不动。人们不在乎谁是真正的惠孟臣，只在乎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和款式，那种拿捏舒服的手感。
没有任何权威资料表明，惠孟臣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壶工上升为一代制壶名家的。最早的紫砂文献——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中并没有提到他。之后，在清人的著述里，偶有提及，说他的壶“制法固然不俗，但远不如大彬”，口气颇为不屑。但清人吴骞的《阳羡名陶录》则说：“余得一壶，底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字皆行书，制式浑朴而笔法绝类禇河南，知孟臣亦大彬后一名手也。”禇河南就是禇遂良，唐代名相，书法堪称一绝。这里首先肯定的是惠孟臣的书法，居然直逼禇遂良。一个壶工，即便他的工艺十分了得，只消他的书法、刻工不行，那他肯定进入不了名手之列。
惠孟臣应该是个审时度势的人，他无意中做下的一款小巧的水平壶，得到了福建茶客的赏爱。客户邀请他去岭南一带采风。一般的壶手会打退堂鼓。路途这么远，谁给我出盘缠啊？家里也没人照顾。但惠孟臣毕竟是惠孟臣。只有知晓广东、福建一带的人是如何饮茶的，才能做出那种适合冲泡工夫茶的小壶来。惠孟臣的两条腿几乎把南国一带跑遍了，腿上功夫让他的壶风变得纤巧精微，但又不乏山川草泽的气息，壶体虽小，但绝不局促。惠孟臣终于脱离了庞大的壶工群体，成为名手中的坚挺人物。朋友问：为什么冲泡铁观音，非得紫砂壶不可？因为只有紫砂这样透气性好的材质，才能发茶之真香。“孟臣罐”，这是最初岭南一带茶客们对惠孟臣的小壶的昵称。清代连横的《茗谈》一书说：“漳、泉、明三府品茶，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
惠孟臣的小壶大多采用朱泥制作。这种泥料收缩率高，容易烧坏，成品率非常低，一般的壶手不太愿意上手。但一旦烧出来是正品，壶就特别漂亮。你看那胎质纯正温润，嫣红透亮，呈梨皮状，表面颗粒隐现，色泽效果细腻而丰富，有喜庆富贵气。东南沿海地区饮茶人群，特别喜爱。
孟臣壶大者沉雄，小者灵巧。其中有一款小水平壶，朱红泥，壶腹弧圆，无颈，口盖为嵌入式，小圆珠钮，周身浑圆素朴，壶底镌有“叶硬经霜绿”。笔势灵动，竹刀刻。此壶胎薄体轻，砂质精细。放入水中，不沉不倒，壶体端正而无半点倾斜，平缓而行，如轻舟漫步，故称“水平壶”。壶上镌刻清瘦，有骨骼感，暗含金石之铿锵意味。
在通往欧洲航道的货船上，孟臣壶当之无愧地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远离故土的商人带着上船，通过品茗来消解乡愁。欧洲人也在等它，虔诚的收藏家、茶客都在等它。最早的金发碧眼的紫砂粉丝们称孟臣壶为“红色陶器”和“东方陶器”。万福莱在书中这样写道：
与中国人不同的是，17世纪的欧洲人对茶壶的形态魅力不甚敏感，因此大部分定制茶壶都注重表面的装饰，尽管风格华丽，但内容仍然充满了中国味，多半受到道教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但这些传递着神秘信息、难以解读的画符字谜足以让喜欢异域文化的欧洲人着迷。
这段文字产生了一个问题。欧洲人见到的紫砂茶壶居然“风格华丽”，按理这不是惠孟臣的风格。是不是惠孟臣为了迎合欧洲人，在原本素朴的紫砂壶上增加了一些华丽的装饰呢？
据史料介绍，1822年1月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货船，1999年5月被打捞，其出水物中有一批宜兴制作的工夫茶壶，形制多达十几种，基本涵盖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壶底款式大多以竹刀、铁刀刻写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还有一些茶壶的底款，以木章盖出的无边阴文撰书款识，如“明月松间照 孟臣制”等。
有一件来自这艘沉船上的孟臣壶实物，从图片上看，这是一件光面素胎的梨形壶，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而太多打着“惠孟臣”底款的华丽花哨的紫砂壶，只不过是当时的客商考虑到欧洲人的审美习惯而做出的一些商业上的迎合而已。惠孟臣自己或许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已然代表着中国紫砂，在欧洲大陆广结知己。
这艘沉船上还打捞起很多装茶叶的箱子。中国的茶叶最早流进欧洲，是被当作可以提神醒脑的药物来对待的。人们想得到它，必须去药店里买。它很金贵，也很神秘。但是很快就有人开始单为享受其怡人的口味而品茶了，那些从远东回来的军人、传教士、商人和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把日常饮茶品味的习惯带回到自己的国家。根据历史记载，当时仅紫砂壶一项，荷兰就进口了2000多把。随之配套的是大量的茶叶。
中国紫砂壶风靡欧洲，还引发了很多本土陶艺家从紫砂壶里汲取灵感，加以仿制。17世纪的欧洲社会，喜欢并收藏艺术品是上等人的一种身份象征。但是，西方人的价值观里，“仿制品”是不值得炫耀的，在充满竞争意识的世界里，他们秉承的最高理念是：只有不遗余力地开发和创作新品，才能满足客户的猎奇心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直觉，艺术家都拒绝模仿别人。
前面提到的万福莱，本身就是一个紫砂壶迷。他是当代人，多次到过中国，对中国文化非常着迷。他还写过一本《宜兴紫砂壶对欧洲的影响》的书，其中揭示了17世纪欧洲人为什么要仿制宜兴茶壶的奥秘，也为我们讲述了几位发烧级的陶艺家仿制宜兴茶壶的故事。
万福莱坦言，欧洲人从“东印度群岛”（当时欧洲人对一些亚洲国家的称谓）运抵的商品中发现了茶叶、瓷器，特别是宜兴茶壶，感到非常惊讶。欧洲的买家被这些红色、棕色或黄色的紫砂陶器完全迷住了。很多人想购买，但是价格非常不菲。这个昂贵的东方茶壶很吊大家的胃口。陶艺家们首先想到的是仿制，但是，他们找不到相应的泥料、工具以及成型的方法，一直没有获得成功。
毫无疑问，宜兴紫砂壶价格太高，这让很多囊中羞涩的艺术家望而却步。但是，仿制自己心仪的器物，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在仿制中学习，有什么可耻的呢？艺术家们很快就放下了他们原本清高的架子，投入迷人的仿制过程中。荷兰有个城市叫代尔夫特，这里聚居了很多制陶工匠，所以该地就成了仿制明代和明清交替时期中国陶瓷制品的中心，这里的陶瓷作坊超过30家。1670年，这里的陶艺家开始仿制来自宜兴的朱泥紫砂壶，并且形成了一股风气。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荷兰人开始享受饮茶的乐趣。万福莱为证实这一点，还专门找到了一份历史记录：1667年，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茶叶在阿姆斯特丹首次参与了拍卖并且大获成功。
1658年的荷兰有一位名叫德·米尔德的年轻陶艺家，他生于制陶工匠世家，在代尔夫特众多的陶艺家中，他制作的产品最多，仿制的宜兴茶壶也几近完美。在万福莱笔下，这是一位仿制宜兴茶壶最出色的“制壶先生”。
只要稍稍懂得一点中国文化的人，在德·米尔德的这件作品中一眼就能找到非常明显的“中国元素”。光素的壶身上贴着一树优雅绽放的梅花，壶盖上装饰着东方审美味道很浓的百宝纹。或许，在米尔德心目中，那遥远的中国就是一个开满了优雅梅花的国度。
米尔德在壶底用的印款，居然是一只奔跑的狐狸。狐狸上方是他的名字。选择这个动物来作他的标识，他是否想暗示别人，他很精明？选择形单影只、奔跑如飞的狐狸，他或许想表明他跑在了竞争对手的前面。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样的，米尔德声称自己发现了“东印度红色茶壶”（即宜兴朱泥茶壶）的制作秘籍，并强调自己的仿品质量丝毫不逊于中国茶壶原作。但是他在1679年向当地政府提交的特许权申请却被驳回，只有他的标识保护获得受理。拒绝的理由是这种茶壶已经有好几个作坊在生产了。
据说他当时心情很坏。他想不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抢在他前面去模仿中国茶壶呢？
据万福莱考证，不单是荷兰、葡萄牙，17世纪的英国人对紫砂壶也很迷恋。斯塔福德郡的伯斯勒姆，堪称是英国的“陶都”。在其鼎盛时期，当地有200多家制陶作坊，20000多名从业人员，生产各种陶瓷制品。当风尘仆仆的中国宜兴茶壶走进他们热气腾腾的作坊时，所有的眼睛一齐亮堂起来。
跟荷兰人不同的是，英国人在仿制宜兴茶壶的时候，手法显得驾轻就熟。这是因为此前他们曾经大量仿制来自德国的啤酒瓶，并且他们有完备的陶艺设备和生产环境。起初，他们对紫砂茶壶上的中国风格亦步亦趋，没有丝毫偏离。最大的差异，是他们无法掌握紫砂茶壶手工拍打身筒镶接的技艺，也没有相应的紫砂泥料。他们所用的原料是含动物骨灰和燧石粉的黏土，从成型的方法来看，跟荷兰人一样，他们也是使用了辘轳车拉坯制壶。茶壶的内壁，会留下他们干活时的手指印。而宜兴的陶艺家，是用全手工的围泥片或镶泥片的手法。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当四方形、六方形以及八方形的宜兴茶壶放在他们面前供仿制时，他们就会一筹莫展。神秘的东方人，是如何把它们镶接起来，那么不可思议地亭亭玉立在他们眼前？
无论如何，宜兴茶壶本身的魅力，还是让英国陶艺家们欲罢不能。他们没有去过那个叫中国的遥远国度，只能把梅花、牡丹花图案作为中国的象征。在他们仿制的很多茶壶上，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用简练或繁复的手法，对中国梅花、牡丹花进行精当的描绘和阐释。万福莱称这就是“中国效应”。
不过很快，英国陶艺家在仿制宜兴茶壶的装饰手法上偏向于希腊-罗马风格。通常被人们称为新古典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并非某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与在意大利发现的两个保存完好的罗马古城遗址——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有关。文化氛围对一个艺术家的影响，从来是不应被忽略的。
从庞大的工匠里脱颖而出的一位陶艺家，名叫乔舒亚·韦奇伍德。如果我们今天去英国的斯托克—特伦特市，还能在某条街道上看到他的青铜雕塑，还有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博物馆。这些都表明他的艺术成就之大，并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韦奇伍德14岁就开始在他哥哥的作坊里学习制陶，后来由于膝盖受伤，1759年，他决定和陶艺家威尔顿合作成立自己的制陶厂。有一天他意外地从一位海外归来的朋友那里获得一件中国宜兴的紫砂壶。这个际遇让他兴奋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并不需要浪漫的情节，有时，面对着一把茶壶冥思苦想、哪怕通宵达旦也是一种幸福。韦奇伍德从宜兴茶壶上获得的灵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自称为“蔗色炻器”的一款壶，浅色，造型是一捆竹子。这让我们想到明代宜兴诸多类似仿竹的壶型，特别是有一把斑竹壶，几乎跟明代晚期作品一样。而中国文人一直把竹子当成清风峻节的象征。
如果我们把韦奇伍德仿制的茶壶和中国宜兴同类的茶壶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此公的模仿能力确实很强，几乎没有明显的改动。尽管后来他的作品渐渐摆脱了对宜兴茶壶造型的模仿，但是，只要见过宜兴茶壶的人，都会从他作品的泥料、造型、色泽、手法上，想到它远在中国的源头。
“宜兴茶壶复活”——在万福莱的表述里，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词汇。他的意思是，近现代以来的战乱纷争和风云变幻，阻隔了东西方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门户打开，越过汪洋大海，外国人又能看到久违的宜兴紫砂壶了。万福莱特别提到，作为法国人，他的家乡离当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地之一蒙达尔纪市非常近。在这个不很有名的城市里，有一座“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纪念馆”，堪称是一个非常显眼的中国符号。在这个馆里，除了陈列一批当年留学法国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图片资料，还摆放着具有鲜明东方文化特征的中国艺术品，其中就有别具一格的宜兴紫砂壶。很多法国人在这里像是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产生了对那个神秘东方古国的无限联想。
老一辈紫砂大师说到紫砂壶在改革开放之后走向海外的历程，都会特别怀念一位故人——香港实业家、收藏家罗桂祥先生。
罗桂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首先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收藏家。罗桂祥先生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多次为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1982年获得香港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1994年，他把自己毕生收藏的600余件明清以来的名家茶壶悉数捐献给了香港市政局，建立了香港茶具文物馆。每天来茶具文物馆参观的市民和国际友人络绎不绝，由此引发了“东方明珠”的紫砂热潮。
罗桂祥的紫砂收藏生涯中，有一趟非常关键的宜兴之行。那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罗桂祥终于踏上了平生第一次紫砂故乡之旅。在紫砂工艺厂，他见到了顾景舟、蒋蓉等老艺人，彼此一见如故。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师的称谓。紫砂厂的七大老艺人，都叫辅导员。罗桂祥发现，当时紫砂工艺厂的茶壶产品还停留在大路货的阶段。所有的茶壶底款都不署个人名字，而是统一打上“中国紫砂”的印款。罗桂祥问，你们为什么不做名家高档茶壶？为什么不打作者个人印章呢？顾景舟等老艺人如实回答：早前茶壶是打个人印章的，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多年不打个人印章了。至于不做高档茶壶，是因为做了没人买。罗桂祥说，你们做，我来买，全部包销。他拿出一沓老茶壶的照片，都是明清时期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陈曼生等人的代表作品，说，你们就按照这些茶壶的式样做，一定要做出最好的茶壶来，我全部收购。老艺人们又说，不行啊，紫砂工艺厂没有出口权，茶壶出不去啊。罗桂祥说，你们只管做，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跑到省里，打通各个环节，最后终于替紫砂工艺厂拿到了出口证。这张出口证，对当时的宜兴紫砂太重要了！由此，紫砂走向海外的大门被打开了。而香港作为一个通往五洲四海的国际码头，首先对古老的宜兴紫砂亮起了绿灯。
此后，1981年，在香港举办的第六届亚洲艺术节上，罗桂祥策划了“宜兴紫砂精品展”活动，亲自编印了一本精美的《宜兴紫砂陶器》画册。还请顾景舟大师等亲临展览现场，并在香港多家电视台作讲座。顾景舟平生第一次到香港，这个平台对他日后成为蜚声海外的壶艺大师非常重要。当时大约有1000把紫砂壶在等着他鉴定真伪，更多的壶迷争相一睹他的丰仪。老先生从容镇定，不虚美、不隐恶，一丝不苟而又宽容和蔼的长者风度，让海外壶迷非常心仪。香港的紫砂热潮，很快波及宝岛台湾，并辐射到东南亚一带。沉寂了多年的紫砂壶，终于启动了扬眉吐气的海外旅程。
有人说罗桂祥是个入戏太深的壶迷，但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资深的中国文化热爱者和传播者。他的孙女在美国波士顿的一所中学就读，他每次去看望，都会带去很多紫砂壶的画册资料，只要遇到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老师，他都会给他们讲述紫砂壶的传奇故事。有一次他发现，孙女就读的教室墙壁上，居然挂满了紫砂壶的图片，原来，学校把他编的紫砂画册作为教授中国陶瓷文化的教科书了。可是，罗桂祥并不满足，他感觉紫砂壶已然在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地区流行起来，但在欧美国家尚未形成影响。他认为中国的紫砂壶，放到世界任何一个博物馆都是毫不逊色的艺术品。他决定先从北美入手，在他的策划下，从1990年起，香港茶具文物馆的馆藏紫砂作品，先后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华文化中心、旧金山凤凰城美术博物馆、印第安那波利斯美术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巡回展出。其时罗桂祥已然80岁，身体并不是很好，但每次巡回展出他都是一马当先，亲自前往主持开幕剪彩，还携带大量幻灯片资料，做紫砂文化讲座。罗先生这几把火烧得动静有点大，把西欧各大博物馆的胃口都吊起来了。英、法、德、荷等国的国家博物馆纷纷来函，邀请前来展出。罗先生不慌不忙，他先是出钱购买了一批当代最具盛名的紫砂大师的作品，无偿送给世界八大博物馆收藏。他对紫砂大师们说，茶壶出去了，就代表着中国，你们一定要把自己最佳的力作拿出来，给中国人争气！
罗桂祥86岁去世前，把平生所有的珍藏全部捐献给了香港市政局。宜兴的紫砂大师们至今都在传诵着他的恩德，给他塑了一座紫砂雕像，供后人缅怀。
近几十年来，很多心仪紫砂的外国陶艺家，也纷纷来到中国宜兴，用本土的紫砂泥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美国艺术家乔治·拉斯托米斯基1996年第一次到宜兴，非常好奇那里的一切。他是个抽象派艺术家，所做的茶壶式样纷繁复杂。他曾坦言，自己创作的灵感，来自18世纪欧洲陶艺家仿制的中国外销茶壶。乔治的茶壶中充满浪漫主义元素。壶把、壶钮、壶流、壶身都充满了童话色彩，包含着神秘抽象化的人物、植物等形象。用贴、刻、雕等手法，对壶体形象进行拼贴、重组，将欧洲的艺术元素用紫砂壶的形式呈现。
乔治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是，他有意模糊艺术品与日用器皿在功能上的界限，用媒介、材料与形式“混搭”的风格来实现欧洲文化与宜兴紫砂陶的结合。他利用人物形象将其作品与欧洲传统相联系，使用紫砂泥则体现他与宜兴的最终联系。他坦言他的茶壶不是用来喝茶的，但他把中国人喜欢木质与石质的文化传统，融进了他抽象的茶壶作品里。他尝试在精妙的器皿上安装壶把和壶流，有同行评价说，这是他对寂静自然沉思的回应。
对于艺术家来说，世界就是一个大村子。中国很好玩，也有太多的机遇。有一位荷兰陶艺家尤伦·贝克托得，也是一个紫砂迷。他的专业是搞计算机陶瓷3D建模，他想把具有500多年历史的宜兴紫砂壶带入现代信息时代和现代设计语境。在1996至1997年间，尤伦和宜兴陶艺家合作了一批“宜兴系列”紫砂壶。他先建好模型，然后由陶艺家手工制作。造型来自中国传统的紫砂壶。中国文化元素和特征，分别体现在壶把、壶盖、壶钮和壶流上。他设计的一款“龙壶”，整体造型很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龙戏珠”，壶把略显夸张，如一条蜷曲的龙，球形的壶体像一颗珠子。尤伦的这个设计显然是受到了他的中国合作伙伴的启示。有一场尤伦同宜兴陶艺家的对话很精彩，内容是这样的：宜兴陶艺家说，您的设计很前卫、很现代，但它显然不是茶壶了。茶叶没法在壶里生存，也没有展开容颜的空间。尤伦说，我不在乎我的作品能不能喝茶，我不是为了茶客们准备的茶具，而是为懂得前卫艺术的观众所欣赏的。宜兴陶艺家笑着说：“那您为什么要到宜兴来呢，宜兴紫砂壶，是为茶而生的艺术，是茶和壶相互滋养、相互成全的艺术。当然我们也有前卫的茶壶，不太注重喝茶的功能。但总体上，宜兴紫砂壶是与茶紧密相关的艺术。”
从20世纪后期开始，欧美的陶艺家、设计师深受宜兴紫砂陶器的影响，努力探索和实践，采用现代设计语言，把紫砂艺术的内涵发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英国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先生认为：陶瓷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必然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表现。凭借陶瓷，我们便能对一个国家的艺术作出评价。
我尊敬的但从未谋面的万福莱先生，在他的新著《宜兴紫砂陶的海外效应》一书中，这样写道：
从20世纪晚期开始，宜兴紫砂不但迎来了新中国之后的复兴，并且影响到欧洲的设计和艺术创作，这是继17、18世纪宜兴紫砂茶壶对欧洲进行深刻影响之后的第二次文化交汇。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前者是形式上的效仿，后者则更注重艺术创作的理念和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