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档案局提名申报的“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日前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该档案收录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跟成都老茶馆有关的手稿、图表、照片、印刷品等共6345件文献资料，不仅全方位记录了近代成都老茶馆的经营状况，也让人透过老茶馆得以窥探成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世间百态。
旧时的成都，各式茶馆、茶楼、茶园、茶亭、茶厅，遍布桥头、街角、巷尾、庙前，熙熙攘攘，各具特色。
据文献和档案记载，1909年，成都街巷有516条，茶馆就有454家。1929年，成都茶馆达641家，这些茶馆分布在336条街巷中，其中180条街巷有一家茶馆，91条街巷有两家，65条街巷的茶馆有两家以上，例如陕西街和浆洗街分别有7家茶馆，小天竺有6家，东大街有13家。在闹市区和市郊的一些地方，茶馆高度密集，如青羊场，不过三条街，居民两百来户，却有茶馆19家。
从档案中保存的征税记录看，1914年，成都的茶馆共有茶桌9958张，每家平均14.6张，说明大多数茶馆规模都较小。这仅是征税茶桌的数字，实际的桌数可能要多得多，因为茶馆在高峰时段添加桌椅是常有的事。即使不把加座计算在内，1914年按1万张茶桌计算，每张平均接待10个客人，也可以得出10万客人的总数。当时成都约40万人，也就是每天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去茶馆饮茶。这只是根据档案中的记载推算出的保守数字，实际光顾茶馆的茶客要远远多于这个数字，所以在成都有“一城居民半茶客”的说法。
成都有这么多茶馆，跟城市的水质有很大关系。成都虽然有几千口水井，但井水含碱量高，烧开后上面有一层白沫且有苦味，不适合泡茶饮用。饮水必须从城外的府南河运到城内。对个人来说，从城外的河里取水比较麻烦，很多人家都是从茶馆买开水和热水使用。各茶馆的用水依靠水夫从河里运到茶馆，即所谓“河水香茶”。
跟老百姓生活的这种紧密关系，让成都的茶馆成为人流密集场所。人流带来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成都的茶馆逐渐成为集喝茶、聊天、掏耳朵、听戏、看电影、占卦、谈生意、找工作甚至打瞌睡、发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生活空间。所以，成都当地有这样一句谚语：成都是个大茶馆。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茶馆是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戏曲、评书、清音、相声、电影等在茶馆里轮番上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悦来茶园。
根据档案记载，建成于1908年的悦来茶园是 继可园之后成都的第二个新式戏园。 建成后，先后有长乐班、翠华班、彩华班、文化班等在此演出。1912年，长乐班、宴乐班、翠华班等班社在悦来茶园合并成立三庆会，成为当时成都最有影响力的戏班。三庆会的康子林、杨素兰、周慕莲等名角都曾长期在悦来茶园驻场演出。
辛亥革命后，政治戏逐渐流行。1912年，悦来茶园上演了川剧新戏《黑奴义侠光复记》，试图用美国黑人的经历来阐明“适者生存”的道理。该剧改编自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此后，力图表达“专制政体乃国贫民弱之源”的新剧《西太后》、反映当时社会问题的新剧《落梅》等先后在悦来茶园上演。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看戏，在休闲娱乐之余，也无形中接受了思想的启蒙。
清末民初，茶馆不仅是戏院，也是电影院。1909年前后，电影被带到成都，被称为“电光戏”“电戏”。茶馆放电影时，观众坐在排成行的椅子上，每个椅子后面有一个铁箍，用来放茶碗，堂倌穿梭于各排掺茶。悦来茶园就经常在戏毕之后放映滑稽影片《吃寿面》《愚弄警察》等。
档案记录显示，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成都的大多数电影院仍然设在茶馆里，如智育电影院便设在群仙茶园中。根据档案记载，当时成都品香茶园的老板曾请求当局准许放映“电戏”，以作为因演戏曲所受损失的补偿。这或许说明，当时人们对电影这种新的娱乐方式的兴趣正在超越戏曲。
民国初年，成都的茶馆放电影是不对女性开放的。后来，个别茶馆放电影开始对女性开放，且规定某些场次专售女宾，以避免女性在黑暗中被男人骚扰。比如，1914年4月，大观茶园和可园联名向省会军事巡警厅申请“白昼女宾专场”，并承诺“严密防范”，确保“无一男子杂错其间”。
放电影时，茶馆里一片漆黑，观众出去小解不便，而且很多观众也不愿意错过任何精彩的镜头，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新行当：一些穷人家的孩子，提着两个粗竹筒在茶馆内来回走动，轻声喊着“尿桶哦——尿桶哦”。观众不必离开座位就可用这个“活动夜壶”小便，费用大概是一个锅盔的价钱。后来，女性可以跟男性同场看电影，“活动夜壶”便因“有碍观瞻”而被禁止使用。
有戏曲演出或者放电影的茶馆，一般规模较大，也比较上档次，来消费的茶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普通民众经常光顾的多是小茶馆，而这里也是大多数民间艺人的主要演出场所。
有些名气的民间艺人，一般固定在某个茶馆演出，而名不见经传者只好带着家伙什儿走街串巷，哪个茶馆有听众，就到哪里讨生活，坊间称之为“跑滩”或“穿格子”。经常出现在中低档茶馆的民间艺术有相声、金钱板、评书、清音、杂耍、口技等，其中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是评书，不少茶馆雇佣说书人驻场演出以吸引顾客。
茶馆里的评书收费办法各异。有的茶馆茶钱包含了评书，有的茶馆需要说书人现场向观众收钱。说书人总是在讲到故事的节骨眼时戛然而止，急于听下文的茶客此时不得不慷慨解囊。不管哪种收费方式，都只对那些买了茶、坐在茶馆里听书的顾客收费，而聚在茶馆外面的人可以免费“蹭书”听，成都人噱称这些人在听“战（站）国”。
由于高档茶馆不欢迎评书艺人，那些喜欢听评书的有钱人和上层人士只能“屈尊”到普通茶馆听书。比如，民国初年，评书艺人张锡九在成都棉花街一家茶馆说书，每天顾客盈门，但第一排总是给当地名流“五老七贤”保留着。每次待这些名流入座后，张才开始讲。1916年，军阀戴戡在成都实施宵禁，“五老七贤”在去茶馆听书的路上被军警堵住，为此他们还发动了一场取消宵禁的抗争。
茶馆里的说书人，讲的都是人物传奇和历史故事，传递的多是忠君爱国、礼义廉耻等传统价值观念。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旧时的成都，大多数老百姓都没受过教育，评书等民间艺术，在为他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向他们传播了历史知识，形塑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成为当时大众教育的重要方式，茶馆无意间发挥了“社会课堂”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后，专门化的戏园开始逐渐从成都的茶馆中分离出去，不过清音、相声、评书等民间艺术，仍然以茶馆作为主要演出场所。
成都的老茶馆不仅具有经济、文化功能，也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教士戴维森和梅益盛在一份文献中这样记载：“一旦发生纠纷，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当事人的陈诉，最后由错方付茶钱。”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大家气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声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不用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因此，成都民间有这样的谚语：“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其意是，如果你有道理，不用付茶钱便可走。
老百姓遇到矛盾，不去官府解决而到茶馆调解，这叫“吃讲茶”或者“茶馆讲理”。茶馆讲理时，双方会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当调解人。在茶馆这样的公共场合，有众人的眼睛注视着，调解人会尽量按“公平”原则行事，尽力化解矛盾。即使调解不成功，因为有中间人和众人的劝解，暴力冲突也不容易发生。需要指出的是，在茶馆里解决的争端多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生意上的矛盾冲突，比如吵架、债务、财产争执以及不涉及命案的殴斗等，涉及命案就要交给官府处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成都的茶馆算是一种民间调解仲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作用。
清末，成都的警察制度建立，到茶馆“吃讲茶”便被禁止。可实际上，整个民国时期，老百姓遇到矛盾依然愿意到茶馆讲理。这说明，老百姓并不相信官府，而更相信“茶馆”这种民间力量的作用，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深思。
在过去成都人的日常对话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我进城那天，就在茶铺里听说了！”“怎么茶铺里还没听见人说？”
今天我们靠报纸、电视、网络等获得信息，而在过去的成都，各种消息往往首先在茶馆传开。作家沙汀在《喝早茶的人》中就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他便去茶铺。”
人们在茶馆谈论各种事情，从家长里短到国家大事，内容涉及社会经济状况、街坊邻居的各种小道消息、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及各种观点和情感的表达。当时成都有个流行语，“少城一日座，胜读十年书”，虽然有些夸张，但说明茶馆的确是社会的信息集散地。
茶馆除了是信息集散地，还是老百姓发表意见的“公共论坛”。大多数在茶馆的谈话都是随意的，没有目的性的，正如一句民间俗语所说，“茶铺里的龙门阵——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在成都西门附近的一个茶馆干脆取名“各说阁”，生动地形容了茶馆里漫谈的气氛。
各种信息和意见在茶馆里碰撞，让茶馆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统治时期，对作为“公共论坛”的茶馆管理十分严格，怕惹麻烦的茶馆老板会在茶馆显眼处贴出“休谈国事”的告示。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涌入四川，让成都的茶馆生意更加兴旺。人们在茶馆中不再“休谈国事”，而是把茶馆当作讲台和宣讲阵地，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千亿球友会茶馆中张贴着各种宣传抗战的标语、海报、告示，各种宣传爱国抗战的评书、戏曲不断在茶馆上演。笔者在成都老茶馆档案中看到的12个剧本，全都与抗日有关，有的回顾日本侵华历史，有的赞扬抗日运动，有的歌颂战场上牺牲的英雄，有的表达失去家园的痛苦，有的历数日军犯下的暴行。这些作品借助茶馆平台获得了广泛传播，对于唤醒和动员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社会。透过成都老茶馆档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成都的茶馆文化，还有成都的市井春秋、历史印记、文化记忆。（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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