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卫东 战争前后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更新换代问题——“近代中国与世界”笔谈（二）
“大航海”开辟前的中外贸易侧重依靠陆路，多在周边国家进行，少量远距离运输也基本上是间接接力形态。随着远洋通航，中国与世界不仅是海道的无缝连接，而且使人类的直接交往从过往的国别、地区演进为大洲乃至世界。西方渐成中国外贸的主要对象，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掀动正从那个年代首开其端。“有明中叶以后，欧人东来，租地互市，吾国商业遂由国家之性质而渐趋于世界之性质，此古今最大关键也”。应该说，西方国家对商业利益的追逐是其对华政策或对华关系贯穿始终的主要动机。战争之前，中西交往的主要内容是互通有无的商贸史。战争之后，通商依然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内容，并由此从更深广的层面、更激烈的程度上引出财经、政教、外交乃至军事的全方位交冲，进而导致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变迁。通商无疑应该成为值得特别寓目的研究方向。
一方水土出一方物，地区特产与区位优势历来如故。于是，通商不断突破人为的边界和物理的边际，商品开始漫游世界。古时的中外交易商货集中于丝绸（绢、纱、绫、罗、锦、缎、绨、绮等），瓷器（青瓷、白瓷、唐瓷、建窑瓷、邢窑瓷、长沙窑瓷、越州窑瓷等），香料（胡椒、檀香、麝香、沉香、丁香、豆蔻、桂皮、生姜、乳香、安息香等），珍奇（琥珀、象牙、犀角、珠玑、玳瑁、贝壳、火珠等），异兽（狮虎、鹦鹉、大象、珍禽、奇鱼、长颈鹿等），贵金属（金、银、汞）等类。尤为著称的是丝绸，从西汉初年到明代,形成了一条横贯东西联结欧亚的重要商路，这条总长7000多公里的交通干道及支线,曾把古老的中国、印度、希腊、波斯等几大文明串连。
历史的演生变动不断新陈代谢。迄明代中期，绵延千年的丝绸之路再未复兴。172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出口货值总计211850两白银，其中丝绸价值83700两，占比39.5%，已是较小比例。在1764年至1793年间，荷兰商船从中国运载的生丝除个别年份（1772年的620担）外，每年均不超过400担，而从1794年至1828年，甚至完全没有。丹麦于1775年之后几乎停止进口丝织成品，仅进口生丝，运入量也少得可怜，有些年份只是几担。以讲究穿戴闻名于世的法国人，从1793年至1834年，全然未见从中国采买生丝。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普鲁士、意大利、瑞典等国商人也只是在少数年份购买中国丝货。
古丝路的停歇与地缘政治、政府施政、路线转移等均有关系。其中少为人关注的是商品的内在属性。中古以前，人们的穿着主要是皮毛和、亚麻、葛布，这些材料有个共同缺点，就是质地粗糙，刺扎皮肤，加上旧时的鞣纺技术差欠，使其贴身穿用很不舒服。而丝绸恰好弥补了这个缺陷，是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适身衣被材料。衣着为人们日常所需，这也正是中国丝绸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盛销不衰的原因所系，是古丝路屡衰屡盛的奥妙所在。千年丝路终于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棉花的崛起。棉花的普遍栽种和利用在服装史上划出了一个新时代，棉的最大特点是“附体轻暖”，由是，丝绸的贴身舒适性被很大程度上代替。绫罗绸缎价格昂贵，只有上流社会才享受得起，“锦绣黼黻，皆丝织品也。而布以麻为之，贫夫之褐，直粗麻耳”。棉布则物美价廉，比葛麻织物舒适，又比绢帛耐用，缩水量小并可反复清洗，符合人们日益讲究的“卫生”习惯。丝退棉进不仅是生物替代意义上的“天演论”，而且是消费者和生产者自然而然的优选。棉布的普及是世界性的。1828年，过去作为毛纺业重镇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毛纺已无影无踪，麻纺也差不多。普遍使用的原料变成棉花，棉花，还是棉花”。日本也早就减少了“对中国蚕丝依赖性”；俄国“在贸易总量中棉花逐渐占了更大的比重”。棉布不断挤占着先前纺织品的地盘，丝绸原产地的中国亦复如是。据对战前国内主要商品估算，其中棉布占国内商品值的24.39％，而丝织品的占比仅为3.75％。棉布成为仅次于粮食的第二大商品类别。精制棉布也成为中国出口西方的“俏货”，“南京布”（Nanking Cloth）享誉欧美。1798年，西人采购此布2125000匹，且持续加量。1809—1810贸易年度，仅美国就从广州输出南京布3769000匹。“布衣天下”的时代来临。
古丝路的停滞并未给中国外贸造成重大影响，新品换代，茶叶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重要货品。18世纪20年代，是丝绸和茶叶贸易地位互换的转折点。在1717年英国的进口华货中，“茶叶已开始取代丝成为英国的主要货品”；1720年，茶叶“又进一步占优胜的地位”。之后的很多年份，茶叶约占中国全部外贸出口额的90%—95％。1825年后，茶叶干脆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
茶对美国也发生巨大影响。1773年5月，英国政府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影响到北美殖民地的既得利益集团。12月16日，“抗茶会”的武装人员“易装服，蒙假脸具，一拥登其船，掷茶水中”，在波士顿将英国船载运的297箱茶叶倾倒海湾。该事件遂成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进而引致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当然，北美十三洲的独立有多方面的因素，茶叶不过是引火线。缘此，美国独立后的贸易目标定向中国。1784年，美国首至中国船的回航货品中茶叶占了最大份额。到1796年，美国在中国购茶数量已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总和还要多。因茶结缘，太平洋上“最古老”与“最年轻”的两个大国建立起了直接联系。
18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中国两个出口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丝绸让位给茶叶表明：为穷人运来茶叶比为富人运来绸缎要获利更多，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贸易进入到了“近代体系”。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国际贸易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近代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变化是服务对象的下移。18世纪中叶英国“最卑贱的家庭都已经改饮茶了”。海运的发达使得漂洋过海的商品巨量增加，价格日降，成为不再稀罕的“大路货”，舶来品也经历了从小众到大众、从贵族到平民享用的变迁，普通人从“本地消费者”化身“世界消费者”，老百姓以此新角色参与着全球贸易史的书写。茶叶、棉布、外销瓷对丝绸的易代典型地反映出世界贸易的划时代转型。
在各地区政治生态仍处于破碎化的时候，通商已开始了全球化。在各国别族群仍处于地缘化的时代，经贸已开始了一体化。通商自始便不是单向度而是多向度的交流。工业革命完成之前，西方能够提供的对华外贸产品十分有限。大宗是毛呢，欧洲特别是英国盛产毛呢，给是时的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土产则有大小绒哔叽、羽纱……等物，精巧绝伦”。届17世纪后期,英国毛纺织品的1/2都是为国外市场生产；18世纪“毛织物还是唯一占据英国输出品的王座”。但要强调的是，毛织品只是此间英伦自产入华商品的最大项，而非英国输华货品的最大项，其输华最大货值品类依时序相继是白银、棉花、，不过，三项货品的产地均非欧洲。运到中国的毛织品自始销售不畅，蚀本成常态，赢利成偶然。既然此货长年亏损，为何英国等还要坚持外销？执念在于此乃当时英国的主打产品，舍此没有其他替代。那时，外产货不在英国掌控之下，只有自产的毛织品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这既是不得不的国情使然，也是倾力发展本国经济强项，着眼国计民生的国策必选（17世纪，英国至少有1/5的人靠毛纺织业为生）。因为缺乏交易物，铅这种小量商品也在西欧对华贸易长期存续，毛织品既是亏本大项，铅反倒赢利稳定，但毕竟“洋铅尚非大宗货物”。
用品在流动中实现交换，成为商品。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物流加速，距离创造价值的定律在远距离运输中特别明显。从15世纪开始，海洋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地缘传递性贸易被跨洋直接性贸易替代，人类远距离重载货主要依靠水运，“运送同样的货物时，水运环绕地球的费用大约只是从曼切斯特到伦敦的陆运费的两倍”。“陆止于斯，海始于斯”，此乃葡萄牙人的传世名句。依赖先进的航海技术，葡人首先来到东方，1511年，立足位于太平洋、印度洋冲口的马六甲，此地是中国的丝绸、东南亚的香料和印度纺织品的交换枢纽；1553年，葡人骗取在澳门的驻泊贸易权，更方便中国产品的获得，葡萄牙国际商道架构成型。大利所在，争夺势必。在荷兰人的压迫下，到1700年，葡萄牙在东方只剩下澳门、果阿、帝汶等难以连线的孤立据点。存在略为久远的是西班牙“大帆船贸易”，自1565年至1815年间，形成以马尼拉为转运站，西点联接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eo）等，东点联接中国（明朝时为海澄月港，清朝时为厦门等；中国至菲律宾一段主要由中国船承运），支点伸及欧洲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洲际航线。世界海图中，地中海沿岸国较早“发迹”，但其海上霸主地位被阔大得多的大西洋沿岸国取代。到17世纪50年代，荷兰锻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千亿球友会其商船总吨位也超过英、法、葡、西四国总和。接踵而来是英国，通过三次英荷海战，“英国人成了五大洲的运输者”。
对华贸易国也由于货品的替换而更迭。1436年，明朝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制，银的需求超量增加。是时，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银来购买中国货。据统计，在1721年至1740年间，英国用来偿付中国货物的94.9%是银子，只有5.1％是用货物来冲抵。可惜，长期的恶性开采使银主产地的美洲银矿枯竭，世界银产量急剧下降。一时间，绝大多数原先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只得无奈地淡出中国市场。从向中国的进口来说，除英美两国以外的所有欧美海上贸易国从1764年的总值占比36.7％一路下滑到1825—1829年的0.4％；从自中国的出口来说，情况更惨不忍睹，在同一时段中的总值占比由53.3％跌落到0.4％。当时在广州的外商怨声载道：“丹麦人和瑞典人在1825年之前好些年就从广州撤走了……当时也没有法国商人在广州做生意，从1802年至1832年，这30年间一直没有升起过法国的国旗，连人员也撤走了。”曾拥有最多白银来源的西班牙也从1832年中断了在华的惨淡业务。
白银危机下，唯有美国和英国适成例外，其中关键点就是实现了货品的求新求变，从而获恒久商机，呈现“马太效应”。美国第一艘来华的“中国皇后”号货舱中装载的只有少许白银，大量的是“新品”。此后在美国对华贸易中居重的商品有：花旗参，1716年于魁北克发现了中国人视为至宝的“参”，与中国人参同属五加科，却不同种。后来发现这种人形草根植物在北美山林中有成片野生，被批量运送来华。皮毛，得地利之便，美国人迅速成为海獭、海豹皮毛的经营大户，也引导中国人认知和使用的皮毛从陆地动物放眼海洋动物。檀香木，与上述两货同样，亦成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美国输华的重头。嗣后，在掠夺者依靠技术力量无节制戡天役物地杀伐之下，这些物种急剧减少，转被新出品代替。
维持中国与西方贸易支点的白银枯竭后，严峻选择同样横亘在英国人面前。作为当时对华贸易的最大国家，维系中国市场是英国的不二之选。为了不像大多数欧美对华贸易国那样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英国人另寻了两种替代品。先是棉花，1775—1779年间，在广州进口货物中，印度棉花售价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毛织品（年均额277671银两），成为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1820年出现拐点，输出值首次超过棉花。棉花被同样产自印度的替换，重要原因在于英国基本不产棉，只是因为气候（岛国四面环海湿度大，棉纱不易折断）、地理（海运发达，利物浦成为近在咫尺的“棉都”曼彻斯特的吞吐大港）、人文（成功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开明的社会环境，科技发明的鼓励政策使得“纺”与“织”两大行业良性竞促）等主客观条件，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工厂制度均从棉纺织业起步。1800年，英国的原棉进口突破25000吨，到1860年超过50万吨。如果说，英国原始资本积累是建立在本国原料的基础之上（为此进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力促产羊毛），那么，英国工业革命则与生俱来地建立在外国原棉的基础之上。在“旧生产体系”中，拥有本土原材料，是竞争性产业发展的根本。之后的时代，这一规则就不那么管用了。交通工具的改良使海外原料堪当主角，非本土出产的原料进口国凭空增加了无止境的“虚拟土地”，这些土地上产出的棉花等又并非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成为进口国另一种意义上的“境外土地”，这些“海外土地”对人口稠密、土地缺乏、工业先发的英国尤其重要。海外来料加工、殖民地掠夺、黑奴贩卖，特别是通商外贸成为不列颠的新强国之基。职是之故，对外来原料依存度极高的英国不可能将自己亟需的印度棉花再多输入中国。贸易应时而生。棉花被替代有着内在的难以遏制的利益冲动。自1818年至1833年，在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港脚商人”三位一体的运作下，在英国对华贸易中的比值从“六分之一上升到后期的一半以上”。非法的走私毒品居然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大头，几百年来互惠贸易就此异变为非互利的性质。贸易不仅完成了英国对华贸易长期逆差的局面改观，而且实现了西方殖民者几百年追求未得的银货由中国转流欧洲的企望，“若以易纹银，犹如拔取其国中之精华”。如此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中国的自产银远不足以应付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小民百姓不可或缺的通货需求，其中七成左右仰赖进口，如今，却不是流入，而是流出，时人把“一年数千万之纹银为外洋席卷”看作是那个年代最大的社会问题。这终于促使清政府在1838年下了严禁固塞白银外流的决心。而在工业革命完成机器产品对中国货形成压倒优势之前是英国维系对华贸易的基石，舍此无它，英国又断然不能允许中国禁毒。双方难有妥协，中英贸易某种程度上陷入了难解的“死扣”，战争的爆发或成必然。随后，英法联军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武装侵略，借“洋药”之名得以“合法”输华。西方对中国最早发动的两大战争均被冠以“战争”，贸易与侵华战争之间不容离析的连带委实发人深省。历史长河曲折流动，我们的研究要格外留意历史进程里的转折点，时空切换中的关节点，量变累积后的质变点，旧去新来时的兴替点。透过一件件具“国际意义”的货品流通与迭代，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演绎流程一步一步逐次递进，这便是列强从贸易步入战争环环相扣的历史和逻辑自洽的嬗变关联，是前因后果依序交替走势定然的完整链条。
东方曾意味着财富之地，“到东方去”成为西方扩张者的原动力。是时的东西方交往，多见自西徂东者，罕见东方人去到西方。这是“人流”方向，“物流”方向却与此形成蹊跷反差，此期的东西方贸易虽由西方人主导，却少见西方产品从中交易，西人多利用东方物品去向东方国家交换。买卖边际，不是从故乡近土而从遥远他乡走货，西人充当贩客两头得利，本为双边买卖却因西人的插足成了三角乃至矩形交易。西人进而打造此间的国际贸易网，编织网络的经纬线主要来自东方，但线头与线尾却捏在西方人手里，西人凭借交易信息（生产方与市场方）的不对称操控着这张世贸版图。近世，进出口与消费、投资同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此时业已具有愈益凸显的重要性。
西方霸主们无一例外地兴建在“新大陆”及东方的殖民与贸易利益的基础上，势力更替也无例外地以东方霸权的换手为转移，谁获得东方货品，谁就能称雄世界。正因为此，欧洲强国不约而同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转手输东方产品入华的利润丰厚，仅胡椒的平均利润就有200%，输华胡椒在1775年达到高点1282534磅。他们输往欧洲的又以中国货为主，除了茶、丝外，名声大噪的还有瓷器，1604年至1657年运往欧洲市场的华瓷总数超过300万件。1780年12月，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兰遭重创，东印度公司也负债累累，1794年终告破产。真是成在东方，败在东方。取而代之的英国人也不例外，从1775年至1833年间，英国对华出口总值递升6倍，而其从印度贩运来华的“东方货”在英国对华出口总值中的占比，除了1790年至1794年均值为59.6％以外，其他年度均在60％乃至70％以上。西商主要从事的是辗转贩运，并没有把多少新的经济因素带入东方经贸中，西人的到来只不过是在亚洲早已存在的贸易系统中新增了几个分销渠道和生意场而已。殖民者依靠坚船利炮而非自产货品操控着通商诸方，这是一种早期殖民主义的贸易体系，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具掠夺性的经贸体系。后世的区位研究者习惯于将东方作为边缘地区，实则在16至19世纪前期，东方更扮演了世界贸易中心的角色。长时间流行于世的观念将东西方之间的沟堑挖掘至极端（“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本就是欧洲人提出，他们人为地以其所处地域为基准将浑一地球分为两个想象空间，从而解构成一种明显带有西方强权文化的流行话语体系），未将双方发展上的平等性和世界经贸的多元性充分揽入视野。缘此，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似可寻得另外的解释框架。
此时的东方货物仍属资源型的初级产品，顶多是些手工制品（东方人颇具“手工艺”优长）。国际贸易已然进入大众消费的近代形态，而制造业还滞留于前近代形态，消费呼唤生产方式的跨时代趋同进步。推陈出新成为产业革命的加速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功效凸显，以科技革命为先导、以机器生产为标识的工业革命在西方领先发生，1803年哈洛克（William Harrosks）发明蒸汽动力织机，英伦的织机1813年为2400架，1833年为10万架。应当了解，只有少数商品能够成为全行业的引擎（此品须适用性极广，复购率极高，产业链极长，供应链深达亿兆消费者）——棉品正具有此特点。产工贸一体化代际更替是新兴国家循走的成功路线，后发的美国进步更快，全美棉纺厂在1831年已有795家，到1859年增至1091家，“替代贸易”就是以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替换进口品，一般认为它是内向型，实则更是外向型，率先实现工厂化生产的棉品早在1836—1840年已占美国总出口值的63%。创新永远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工业革命不仅是工具技术的根本革新，而且导出生产方式的全新变化，进而实现国际分工既有格局的重新调整，手工生产的东方产品敌不过机器生产的西方产品。“南京布”的境遇便是若此，该品百多年在西方畅销，但至1819年后，局面陡转，当年华货的最大进口商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离岸的土布价值121466银两，越年减至58181银两，1825年后更剧减到612银两。西方的机器织布以品质稳定、价格低廉、宽幅大面赢得客户，这是东方的手工织机难以企及的。“曼彻斯特布”（Manchester cloth）的美誉播扬正在斯时，到1827年，棉织品占全英出口商品总值的半数。作为“棉花王国”的美国也于1826年开始自产棉织品销往中国，到1842年，达50万匹。大机器工业用不知疲倦完全顺服的蒸汽力、机械力、电力来代替那些资源有限能力又参差不齐的人力，东方的土布业受到严重摧残（印度的情况比中国更糟）。前时西方外贸货品“空心化”的状况不再，直接满足当地需求的销地产模式被打破，易代成“买全球卖全球”的产地销模式，西方藉此实现进口替代的战略升级。随着西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全面超越东方，先前，除了军队和临时性的大型工程以外，人类少见大规模群体作业方式；如今，集约化工厂“流水线”使制式化大批量的产出成为现实，前时东高西低的落差转换成西高东低的代差，东方与东方之间的货品主流亦被此后西方对东方之间的货品主流取代，西方工业品迅速侵占东方市场。1750年世界制造业产量相对份额中，所有欧洲国家合计占比23%，其中英国仅为1.9%；而中国一国便占32.8%的比重，印度占24.5%，东方优势突出；到1860年工业革命完成时，四个相应比例数字为53.2%、19.9%、19.7%和8.6%。西方反居主要，将前此的“东方出货”相继排挤出局。究根究底，这是相对保守封闭的东方对垒趋新开放的西方的必然结果。沉迷于固守传统的抱残守缺，盲目虚骄不睁眼看世界的本我锢蔽，都是祸国殃民的自断前程，唯有不懈地革新、开放、进步、发展是万代不易的强盛国族之道。
大机器工业产出的巨量产品甚至出现“过剩”，引出前人难以想象的经济危机，更大程度地开拓海外市场势成急迫，“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于是，商务争执演绎外交冲突，市场纠纷引向战场对抗，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逆转，西人明火执仗地利用武力为商贸开辟通道，呈现“暴力经济学”的景象。再加持国际条约形式将所获特权法律固化，通商的内容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居于主要——增开口岸、边疆贸易、内地通行、撤废行商、协定关税、通关待遇、仲裁裁判、子口税项、免税审定、海关掌理、片面最惠国待遇、外船进入中国水域等等，“通商条约为条约中之最重要者”，不仅表现在通商贸易类条约在中外约章中占有最大的数量，而且体现在即或以政治、外交、边界等为主题的条约中也多关联商贸利益，众多约章干脆以“通商”名目。沿承已久的交易方的平等地位终遭颠覆，被列强单边性的强买强卖乃至超经济掠夺取代。渐进的商品渗入和突进的侵略战争双管齐下，对中国的国脉民命造成多重影响。1850年，上海的洋货进口总值为390.8万元，1860年就达到3667.9万元，剧增8倍多。19世纪70年代后，洋货更大规模向中国全境蔓延，若以1871年至1873年的进口值为100％，1891年至1893年即增加到206.6％。商品的大物流随带着资本流、意识流、信息流的无限流动。西方人从世贸入手，进而在各个方面——种族、军政、经济、制度、文化、宗教向整个世界翻版着他们的“类型”，美洲、澳洲全面“欧化”，亚洲、非洲部分“西化”。
古老的东方大国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更新换代——从古代步入近代。中国与西方从比较单一的通商关系转变比较全面的外交关系，双方交往扩容且逆转；外国使领常驻中国，监督干预中国内政；西方权势以霸凌姿态长驱直入，“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深渊。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下，西方的机器工业和工厂形态移植中国，引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样态，引来阶级和阶层的新生代，引致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诸般变化的新土壤。欧风美雨劲吹下重商主义风行，“国势之强弱，人种之盛衰，实惟商业左右之，生死之”。1903年9月7日，清廷置商部，先前四维社会中排席最末的“商”的地位破天荒提高。商品经济本质上就是外向性的，海内外商品交换节点的相对空间形塑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扩大成为国际化的都市，近代城市群崛起并前所未有地取得了对愈来愈多农村地区的支配地位。凡此种种起始端由多与中西通商有关，漫观外贸商品的“弥散性”影响，还是马克思在1850年论及中国时说得好：“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其间，尤以通商口岸为中外交接的触碰点，埠口是政府为国家外贸专辟的交易地面，在近代中国，其含义极端放大，又不限于商贸，而关涉领土管理、口岸外交、司法辖属、外军进驻、租界划分等重大主权。战争前，英商代表在英国议院听证会上抱怨“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要因通商限于广州一口而受到限制”，呼吁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战时，开埠成为侵略者的重要诉求，1841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C.H.G.Aberdeen)甚至提出放弃“占领”中国领土，而全力谋求“通过一项允许对中国东部沿海四、五个主要城市进行贸易的条约”。战后，通商口岸延扩上海等五口。19世纪50年代，中国外经贸中心顺势从广州转移上海。之后，增开口岸成为西方列强对华勒索的惯例，在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款中，每每成为既定内容，这些通商口岸也就有了“条约口岸”（treaty ports）的别称，近代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40余处；清朝的政体官制也随易新名——从“五口通商大臣”到“南洋通商大臣”，从“三口通商大臣”到“北洋通商大臣”，“通商大臣”的职分特重，“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外域的人文物事经由各口传入，通商口岸因此成为中外交流的重地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焦点，成为中国外视世界的窗口和西学东渐的发散地，许多近代性的变化由此发轫。1898年，口岸出现新模式——“自开商埠”，迄1924年，52个自开通商口岸分布于全中国。从西人强逼到自主开放，从被动接受到自觉“商战”，印迹着国人与时俱进的觉醒历程，反映着中国与世界对接时的主动调适过程。